大魚の博客

一

坏消息永远要比好消息的腿长，坏名声永远要比好名声为人所津津乐道。新加坡对我来说，印象来自那个叫做九丹的女作家，以及十年前她写的那本叫做《乌鸦》的小说。说实话，我完全没有看过那本小说，在盗版市场，据说几乎是混同在色情小说里面被热卖。

第二个关于新加坡的印象，应该来自几年前关于台湾女作家龙应台的一则对新加坡法律的激烈抨击，直接的事件应该源自新加坡曾经吊死了一名荷兰的毒贩。据说新加坡的法律严格到，假如你当街丢垃圾，有可能被警察抓到后，不仅罚款，而且有可能被当街羞辱。

最后一个印象则来自最近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排名，新加坡位列第二，仅次于瑞士。细细研究起来，其实第一个印象源自女作家九丹个人“真实得灼人”的经验，哪怕是一个群体的现象，所展现的恐怕也是中国大陆新移民的自卑与堕落，自己的问题还是多一点，难以怪罪到这个国家或者城市的头上。至于龙应台的愤怒与不屑，关系到一个司法体制的问题，用自己的尺度去评判别国的是非，恐怕也是无解的问题。

二

宜樟机场的建筑外形好比国内二线城市，毫不起眼。从广州起飞到新加坡，三个半小时的航程好像去一趟北京那么简单。直到进入机场内部，才稍稍发现有些不同了，所有的标识牌都是英文的，跟香港比同样规范有序，只是少了繁体中文。新加坡也许是最接近中国的国家，不仅仅在于他们拥有75%的华人人口比例，也不仅仅在于他们推行儒家思想治理他们的国度，而是在于他们对待汉字方面的态度。虽然我一直费解他们的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为何一方面推行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又废除繁体字不用，但是看着满街简体汉字大行其道，让我感觉仍在国内。

“你好，我是你们的导游。”

走出入境通道，直奔接机的一排人过去，长得有点像青年金正日的导游Gary Lim递过来一张卡片。从机场出来，然后到一辆专门接送我们的面包车里，女司机Margaret也是华人，Gary熟练地切换着英文和闽南话和Margaret交谈，甚至让我有点混乱，不知道他们在说英文还是闽南话。

新加坡的英文口音自成一派，比印度口音更难懂，至少对我是这样。比如Gary这个英文单词，我们一般把重音放在前面，而新加坡人却喜欢把重音放在后面，以此类推。这是我早年看新加坡连续剧的时候总结出来的。Gary是新加坡旅游局指定的金牌导游，每次耐心介绍完一大堆信息，会非常郑重其事的摊开双手询问大家：“O不OK？”Gary的祖籍是福建安溪，盛产著名的乌龙茶，Gary说他从来没有去过安溪，也从来不摆乌龙。关于新加坡这座城市，他总是有一大堆的故事，他告诉我们1997年前后，新加坡忽然多了一些从香港过去的移民，有一些是在TVB做电视剧的，于是新加坡的电视业忽然发达起来，甚至大量输出到中国大陆等华语地区，过了一段时间，那帮电视剧编剧又纷纷去了加拿大或者重新回到香港，新加坡又从原来两个电视台竞争的局面回到了独家电视台的局面。早些年中国大陆进口过一些新加坡电视剧之后，近年电视里面再也听不到带着新加坡口音的国语和英文，电视剧市场失去了竞争对手，原来竟然是如此的灭顶之灾。

新加坡也许是最具包容性的华人为主流的社会。之所以这么说，不仅仅是因为新加坡同时拥有多种宗教信仰，多种文化融合，更重要的是没有一个所谓强势的文化和声音要成为大家必须服从的主流。比如新加坡人的日常语言，如果谈工作，即使大家都是华人，也大多数会用英文交流，因为也许会有不懂华语的同事加入他们的讨论。而回到私下交流，又马上切回自己的语言，这种切换的熟练程度，不亚于上海的“老克勒”切换英文和上海话的频率。

三

我们落脚的酒店位于靠近新加坡河的克拉码头附近，那里原来是一座仓库，类似于广州太古仓或者白鹅潭酒吧街。如今新加坡政府为了打造休闲度假和娱乐文化，把克拉码头改造成了一个河边的夜场。自从新加坡开办F1夜间赛道之后，每年新加坡似乎都有了一个相对固定时间的大派对。在这个离赤道仅仅百余公里之遥的热带城市，派对成了夜生活永远的主旋律。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主办方热情地安排了两个著名的夜场派对——Amber Lounge和Avalon。Amber Lounge就安排在F1夜间赛道附近，临时搭建的夜场派对却一点都不亚于长期营业的高级酒吧。

对于我们这种不太习惯夜场的人来说，最大的乐趣莫过于静静地在寻常的街巷中间穿行，走累了，便找一处地方随便吃一顿。我们的行程中，导游Gary会根据“标准程序”给我们安排一些有特色的餐厅、精品酒店以及历史名胜。对于一个比香港更加“袖珍”的小城，Gary的安排从来都跟他描述的非常接近，经历过两次以后，我便乖乖地“言听计从”。也许我从来都是一个不甚计较的游人，我相信旅途中每一个经验都比结果要珍贵，努力去发现比刻意去迎合要有意思。

在每一次Gary安排完一个“标准程序”之后，都会预留一些短暂的时间独自活动，这段时间成了我发现新加坡最冷静的时刻。

虽然这次活动的主题是F1，而且我对汽车也有非常深的感情和渊源，但我实在对于这项竞技运动提不起太高的兴致，甚至可以说，我几乎排斥所有跟竞技有关的运动。F1对于新加坡来说确实就像一个大派对，也许大部分人连阿隆索是哪个车队都不知道，至少像我这样的赛车盲到最后也不知道红牛车队那个拿了冠军的车手的名字。可是这并不影响我去坐在震天响的赛场旁边，戴着耳塞，眼看着赛车从面前呼啸而过，每个人都是迅速扭头动作。

四

新加坡是个法制严苛的国家，在每个外国人的入境申请表格的显要位置，都会用红色字标注“携带毒品入境可能会被判处死刑”，而且这是世界上唯一保留了“鞭刑”，这样一种容易在肉体上刻骨铭心刑罚的国度。

直到近年，新加坡政府才正式取消了长达40年的禁赌，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区和滨海湾金沙，已经设立了赌场。跟澳门和拉斯维加斯做赌场最大的不同，在于新加坡严格控制赌场的规模，比如在圣淘沙名胜区，新加坡政府就严格控制赌场面积不能超过整个名胜区的8%。而在新加坡最豪华的滨海湾金沙赌场，高达55层的巨大建筑不仅成为新加坡的新地标，而且提供了2500多间客房的超大型酒店，大型Shopping Mall，甚至还包含一个艺术博物馆。

开赌场，对于一个尊奉儒家思想治国的国家来说，正面和反面的声音此起彼伏。但至少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政府的这个动作给新加坡带来了新的经济繁荣。或者在拉斯维加斯和澳门的模式之外，若然赌博是一件无可挽回的事实，与其容忍地下赌场的存在，不如让博彩业合法化，树立另一种标杆，或许是好事。

一

九月的深圳，气温还高达三十几度。周末的中午在家里忽然收到短信，说嘎玛仁波切上师已经到了深圳，广州的几位同门师兄姐打算自己开车去深圳，我也一同前往。

距离上一次深圳的到访已经过去了一年，弟子们早已按捺不住，有闻讯的纷纷赶过来。在深圳佛学中心一处并不宽敞的住处，门口放满了鞋子，客厅里早已端坐了许多上师的弟子以及慕名而来的人。每个人都像个小学生，每个人脸上都显露出那种谦卑、宁静而喜悦的表情，我熟悉那样的表情。下午没有开示，只有一些简单的寒暄和问答，气氛轻松而祥和。

我和别的师兄一样做完大礼拜，见过上师，然后和师兄们一样找了个垫子端坐在地板上，听大家轮流发问，然后听上师与大家的交流和解答。生活的问题和佛学的问题总是掺杂在一起，上师均一一解答，不厌其烦。

“现代都市修行人需要生起出离心吗？我若想归隐应该怎么做？”

在一个问题停留的短暂片刻，我轻轻挪到上师前面，问了这个跟佛学根本无关的问题。

二

其实在此之前，我已经在这个问题上徘徊了好多次。自从开车去了一趟大理之后，那里的天空和云彩就把我的心勾走了。我设想了那一种生活方式的N种可能，最终需要的是勇气和对我这个疯狂举动的认可，于是我选择给上师发了一条短信。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回复。

“我认为还是广州的生活比较理想”。

不是我想要的答案，但是我几乎已经呆住了。但实际上，上师给的不仅仅是答案，而且几乎是未来似乎早已注定的结果。一年后，我仍然在这个城市继续生活下去，生活虽然波澜不惊，却似乎越来越朝着好的方面发展了，妻喜欢用“平静而喜悦”来形容。

三

“快点，已经迟到了。”

同行的人在一旁催促着，我满头大汗。开着车第一次去番禺郊区的佛学中心，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小区的大门。

差不多快两年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去位于广州的佛学中心，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听高僧大德讲法开示，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活佛嘎玛仁波切。第二天，当我再次去这个共修中心的时候，我便皈依了。佛学中心的师兄说，其实前一天我们迟到的那一回，本来早已过了开示时间，上师说“再等等吧”，以前从来没有过先例，是因为上师知道他的弟子要来。

四

“郭美美事件”让我提前了原计划，决定这一期就做慈善专题，找谁来说比较好呢？上师嘎玛仁波切多年来一直做慈善事业，汶川大地震那年，上师正在离汶川不远的家乡马尔康，闻讯后马上组织了最为急用的救灾物资从马尔康出发，第一时间赶到汶川灾区。对于慈善事业他有着比一般人更为切身的感受，对于慈悲，他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解读。“可是要怎么才能完成这次访问呢？上师经常在各地弘法，此刻在哪个城市我们都很难得知。实在不行我们即使去藏区做一个访问也是值得的。”

当我决定了要做这么一件事，神奇的事情便发生了，不久，先是听到上师已经到达深圳的消息，紧接着便来到了广州。

在番禺郊区茂德公草堂，我望着悠然品茗的上师，一边与他谈论慈善的智慧，一边在思索佛法中关于“信愿行”的意义。

嘎玛仁波切访谈录

“善是人的内心最愿意接受的那一面”

     绅士生活：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叫做“行善积德”，古代经典也告诉我们“上善若水”，“人之初，性本善”，“知错能改，善莫大焉”，那么究竟什么是善呢？

     嘎玛仁波切：所谓善，应该这样去理解，也就是每个人在内心当中，最愿意接受的那一面。首先要让大家明白的一点，就是为什么善是需要大家去付出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善的反面就是恶，佛教里面所说的恶就是“杀生”、“偷窃”、“邪淫”、“恶口伤人”、“挑拨离间”等等这些，由此可见，这些善的反面首先是对自己不利，对别人也是更加不利的。所以，既然是对自己不利的部分，我们是不会去做的，因为别人这样做的时候自己也会苦恼，很不舒服，就违背了我??们愿意接受善的那一面。所以希望能让自己快乐的部分，那就是善的部分，比如说尊重生命，很多时候人为什么不善，为什么会去打劫，去作恶多端，大部分是因为不懂得尊重别人。所以不懂得生命和物质的价值在哪里，可能因为别人的一个手机，一个钱包而去伤害别人生命的情形。

想要了解善，必须先从自己的本性，自己往内看。找到自己与人相处的时候，给予的正面的力量多一点还是负面的力量多一点。大部分都会看到，对正面里面的需求是比较多的。所以从小对这种正面思想的教育，才是真正的善，而不是长大了以后才开始教导怎么去行善。我们现在的教育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都是教育你去竞争，当人长大以后才开始教育小时候就应该学习的怎么行善，其实要真正去学习善应该从教育的启蒙阶段开始。

    绅士生活：现代人对于善的理解和古代接受过传统教育的先辈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

    嘎玛仁波切：古代人中国人在经历农业社会，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所经历的善的教育是建立在崇高的道德准则基础上的。他们会用很高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对别人的奉献是无私的，没有条件的。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我们发现我们所生活的物质条件与发达国家差距非常大，当我们拥有财富之后，汽车、洋房、电脑设备等等充斥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以为那是会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所以我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我们越来越忽略了精神层面的东西，而越来越看重物质可能给人带来的快乐。然后，我们也想尽办法，很多人认为自己在行善，比如人们开始把属于自己物质层面的东西奉献出来，认为这种物质的奉献就是行善。但是古代传统意义的善主要含义在于“积德”，先有德行然后再去行善，也就是先把自身的品质提升起来，然后在通过品德的提升起到一个表率的作用，无私地去做奉献。

而现在我们所谓的行善，大部分是“无德”的。所谓“无德”，是因为我们忽略了善的精神层面，我们也不懂得慈善会给我们带来快乐。而是在想，因为自己拥有了财富，以一种高傲的姿态与大家分享，以一个胜利者施舍者的角度去行善，实际上对于被接受者是不尊重的。现代人不是没有做慈善的人，只是他们不懂得，他们的财富来自于社会，同时回馈给社会，本身就是一种自然的循环，本身就应该带着一种感恩的角度去做善事。所以他们做慈善就会比较盲目，归结起来，现代人做慈善求名求利的还是占多数，不像古代人行善是一种无私的奉献。

    绅士生活：关于“善的教育”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讲，尤其是财富阶层的人来讲，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嘎玛仁波切：首先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本身骨子里是很善良的。所以对于富人来说，首先要关注的是自己的品德。已经富有之后，如何从“富”变成“贵”，不要只停留在富有层面上，世界上富有的人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是富有者，明天你的财富也许就不复存在。但是唯一可以保留长久的就是你的“贵”。反观自己的一生，其实一个人能消耗的财富部分很有限，穿的和用的也都很有限，再多余的部分，你留给自己的子女也好，留给你的子孙后代也好，大部分都会起到反效果。因为对大部分人来说，不劳而获的东西都不会去珍惜，所以往往这些富人的子孙后代出现“败家子”情形非常多。在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许多“官二代”“富二代”被人批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道德和良心，而是他们从小就没有被感染到怎么样用自己的品德和智慧去应对大千世界的方法。父母教育他们的只是“有问题父母解决，有困难父母给钱”，而没有让他们自己去面对问题，父母的以身作则是非常重要的。

即使富人找多少贤达人士去教育自己的后代，永远比不上自己平时的言行所产生的影响，自己永远是孩子最大的老师。孩子是否能学好，大部分取决于家庭的教育，社会的教育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人都有从众心理，模仿是人的本能。所以自己改善了自己的心态，提升了自己的内在，同时也是对子女最好的教育。所以我们一直提倡“不要让自己只是一个简单的富人”，做“简单的富人”只会被人藐视，因为你其实只拥有了财富的“硬件”，没有软件。想让自己的内心真正变得“富贵”，就要看你对社会能奉献多少，这也是人存在于这个社会的价值。

“慈善不等于捐款，而是无私奉献”

    绅士生活： 慈善应是在慈悲的心理驱动下的善举。两层意思，一是慈悲的心理，二是善举，真正意义的慈善行为应是一种不附加要求的施舍。施舍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一种满足。您认为这样的理解正确吗？

    嘎玛仁波切：在精神层面上可以这么理解，实际上这是一种很高的道德标准。

慈善本身是建立在希望所有人都能远离痛苦得到快乐的一个层面。而这种善举，被很多人理解为慈善就是捐款，实际上慈善是方方面面的。现代社会压力大，很多人都有亚健康，光是忧郁症患者就非常多了，比如倾听人诉苦也是一种慈善，我经常听到人诉苦的电话。看似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却有可能因为你倾听了别人倾诉，而让人放下了走上绝路的念头。比如医生给病人治好了病，老师教会了孩子知识，都是一种善举。每个人在自己的能力范围，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医生给病人看病不要想着要从病人哪里得到多少好处，而是怀着一颗慈悲心把病人治好，否则就成了社会上传闻的“兽医”。

那些默默无闻做义工的人，他们没有富人显赫的身家，仅仅靠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他们觉得这种付出很快乐，为什么？因为他们找到了自己活着的价值。当他们每天上班下班，领着微薄的薪水养家糊口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觉得人生多么有价值。但当他们抽出业余时间去帮助他人，付出自己的辛勤劳动，他们的行为受到了人们的赞美，那一刻他真正感受到自己活着的意义，因为他们的生命变得“高贵”了。

所以慈善不单纯是往外付出，而应该是要做无私奉献，人在无私奉献的状态是很快乐的。人们往往容易犯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等待，等待自己的付出获得别人的承认和赞美，当这种等待落空人就会变得不快乐。人和人的相处过程中如果有了这种心态，付出就变得有了附加条件，而如果用无所求的心态去看待每一件事，当你付出了，不要求任何人回报你的时候，这种爱才是真爱。当你的付出都要求回报，家人之爱就成了交易，夫妻之情就成了买卖，同事之间也变成了讨价还价，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斤斤计较了无生趣了。

    绅士生活：慈善似乎是一个西方意识形态的概念，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里面，慈善并不曾大范围提倡，在《礼记?檀弓》记载有“嗟来之食”，我们从小被教育“廉者不受嗟来之食”。那么“施”与“受”二者之间并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是这样的吗？

    嘎玛仁波切：真正的慈善概念的源头最早不是来自西方，而是来源于佛教。 255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在印度诞生提倡佛教以后，他提出了一个理论，也就是“众生平等”。无论是富人或者穷人、权贵或者平民、学者或者文盲，甚至人或者动物，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不能因为听不懂彼此的语言，不了解对方的苦难，而忽略他们的痛苦。所以基于“众生平等”这个前提，所有的生命都应该享受同等的快乐。另一个重要的理论便是因果，人们付出得越多，得到的肯定也会越多。那为什么会有慈善概念呢？佛教认为因果循环是生生不息的，虽然我们强调慈善是不求回报的付出和奉献，但是这种善行绝不会被淹没，只会成倍收获种善因而结成的果。

很多人不了解，在藏区为什么很多人把最好的东西都送到寺庙，实际上寺庙已经成为大家共同的财产，缺衣少粮甚至生病都可以寻求寺庙的帮助，这也可以用因果论来解释。同时，东方的佛教对于非信徒，甚至是动物都是同等对待，这一点东方佛教团体做慈善是胜于西方的。西方慈善团体多少都带有一定的条件或者目的，比如要求对方必须接受他们的宗教或者观点。在佛教里面“施”与“受”之间是平等的关系，

    绅士生活：中国现有的《辞源》、《辞海》、《现代汉语辞典》中都没有“慈善家”的词条。前些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有相关的“慈善事业”的词条，释义是：“从同情、怜悯或宗教信仰出发对贫弱者以金钱或物品相助，或者提供其他一些实际援助的社会事业……带有浓重的宗教和迷信，其目的是为了做好事求善报；慈善者通常把慈善事业看作是一种施舍……它只是对少数人的一种暂时的、消极的救济……它的社会效果存有争议。”您对这样的解释怎么看待？

    嘎玛仁波切：（笑）看来他们并不认同。这个社会本身并没有达到真正的平等，从西方的“二八理论”就可以得知，这个社会其实是由少数人来掌握着权力和财富。这部分人德行的提升决定了这个社会道德水平，我觉得最大的慈善还是净化人的心灵，并不一定是宗教的，社会教育和道德教育都可以达到。

刚刚关于这个词条的解释，基本上可以理解为一种仇富心态的延伸。别人拥有了财富以后，很多人心里并不舒服，即使富人把财富布施给大家，被布施者也认为这是他们应该做的，但实际上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件事情是谁“应该做的”。所以说一个“慈善家”必须具备足够的心量，同时他的家人也要具备同样的心量，政府也要又足够的政策支持他做这样一件事。当然目前社会对于做慈善这件事存在争议比较多，有时也在图名，哪怕有人是为了炒作，也总是比那些只会囤积财富挥霍财富的人要好得多。有人愿意去做慈善，不管他们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只要结果确实使很多人受益，都是应该受到鼓励的。

    绅士生活：从佛法的角度来看，那些本来正在经受生活困苦和贫穷的人，应该可以理解为“他们累世所造就的业报”，也就是说“他们在自作自受”，他们受够了便消了业报，那为什么还要去救助他们呢？这样一来岂不是助长了“不劳而获”的风气？

    嘎玛仁波切：做慈善确实是非常需要智慧的。如果仅仅是给予经济上的援助，有时候反而会滋长了一部分人的懒惰心理，这种情况是有的。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经济上的援助只能暂时改善他们的生活，教育却能改善他们的大脑，从而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的生活和社会面貌。所以我们不认为只有给人经济上的援助才叫慈善，相反从精神上彻底改变才是做慈善的智慧。

“郭美美事件投射出整个社会公益心的不足”

    绅士生活：从最近发生的“郭美美事件”来看，中国官办慈善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这场危机直接导致了本来需要救助的人们无法获得救助，您觉得我们的慈善事业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嘎玛仁波切：中国的慈善事业刚刚启蒙，还有很多法律法规上的不完善，早期我也曾参与过四川“红十字会”的一些工作。有一个概念我们一定要明确：比方说对于一个路边乞讨的人，他有可能拿乞讨的钱回家去盖房子，我们应不应该给他钱？我们每个人也许都会觉得，不应该助长这种乞讨之风。那么当我们面临真正需要帮助的残障人士向你乞讨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也许给个两三块钱，好像我们付出了很多，其实我们能做的很有限。反过来再想一想，假如那个乞丐因为众人的布施而盖起一座房子来， 众人的慈悲让他成就了一个他一辈子的梦想。那不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

 “郭美美事件”导致整个社会不再给慈善机构捐款，是整个社会公益心不足的悲哀。医生缺德的有很多，老师缺乏道德素养的也不少，我们总不能因为这样生病了不去看医生，不送小孩去上学。我相信法律会越来越健全，继续关注慈善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我们也在做一些“一对一”助学，帮助者与被帮助者之间的信息完全是畅通的，中间不经过任何人，这种做法效果很好。慈善捐助资金来自于社会大众，每一分钱都要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账目透明也是给捐助者最高信心的来源。所以慈善还是要做，每个人的付出都像一滴水，众人的一滴水就能汇集成一条河，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就能得到帮助。

    绅士生活：从全球的趋势来看，最成功的慈善组织和机构并非来自官方，比如全球资金实力最大的比尔和美琳达盖茨基金会、天主教以及基督教会、甚至包括台湾最著名的佛教慈善团体“慈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官办慈善会有哪些弊端？

    嘎玛仁波切：首先就是行动反应快，这是第一要素。任何时候发生灾难，他们永远抢在政府的前面。我亲自参加过泰国普吉岛海啸、台湾九二一大地震的救援工作，也经历多多次赈灾活动，每次都发现这些民间团体总是跑在最前面。第二就是这些民间慈善机构账目的清楚，公开透明，这也是深得人心的原因。政府毕竟不是公益团体，政府慈善组织里面社工很少，大部分都是工作人员，这牵涉到工作人员的薪水问题。而宗教团体和民间慈善机构恰好相反，绝大部分都是由义务奉献的人组成，大家都是不求任何回报地去做慈善，对一般老百姓来讲感觉上就很舒服。而且因为宗教团队分布的范围很广，哪里发生灾难可以最快速地投入救援，而政府要开始组织人力财力，反而会慢一些。

西方民间慈善团体之所以有很大的影响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资金实力特别雄厚，其次是他们的项目也相对比较单一。比如艾滋病的救治，某种药物的研发，目标比较明确，也容易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而不像政府的慈善机构是全面覆盖的，很难照顾到全面。

    绅士生活：您非常推崇台湾的佛教慈善团体“慈济慈善会”，您认为他们做得最成功的地方在哪里？

    嘎玛仁波切：大部分慈善会都停留在小范围和身边的救助工作，慈济会的不同在于他们不仅号召台湾的佛教团体，甚至包括一些非佛教徒加入，有组织地在全球做一些救援工作。尤其是在账目的透明程度上做得非常好。对于世界各个角落的灾难，他们总是能最快到达现场，他们了解民情，能迅速展开行动。这跟证严法师用佛教思想去管理慈济很有关系。他们最大的特点，就如之前所说，他们不像西方宗教团体那样，要求被救助的跟他们有同样的信仰。他们的慈善救助遍布在非洲、亚洲等全世界范围，从来不求任何被帮助的人接受佛教信仰，这也是很多人愿意接受他们的原因。

      绅士生活：在您主持下也成立了慈善基金会，是否也在吸收慈济的一些成功经验？目前做了哪些慈善活动？

      嘎玛仁波切：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以教育为主，之前在国外的时候就有两个基金会。一个是“宁玛巴文教基金会”，早期在东南亚很多地方，曾经在柬埔寨、马来西亚、尼泊尔还有印度等一些地方，包括藏区，帮助失学儿童进行一些助学活动，帮助一些学校建立小型图书馆。我一直认为，要根本改变一个地区贫穷落后的根本面貌，大规模的捐助衣物和药品是不够的，那只会让他们过上几天好日子，所以我们改用做教育的方式。另外一个在国外成立的“四重恩文教基金会”，所谓“四重恩”一是“父母恩”，对父母要孝顺；二是“国家恩”，对自己国家的要忠诚；三是“社会恩”，对社会的报答；第四是“三宝恩”，作为一个佛教信徒对佛教的感恩。透过佛教的教育，回归现代人迷失的民族自尊和对社会的恩德。另外我们也在做一些敬老的活动，目前在藏区有150多位老人在接受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的主要方向还是在助学和敬老两个方面。

     绅士生活：在中国，民办的慈善机构有点举步维艰，实际上慈善在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于是有学者提出了慈善“民办官助”的设想，您觉得这个设想是否可行？

     嘎玛仁波切：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目前中国社会完全靠民间去做慈善的，不是很成熟。原因是在法律上还没有关于民办慈善应该怎么做的指引。在西方，很多民办的慈善会是企业家“洗钱”用的，他们必须在离世之前把遗产税交清，如果他们不交清遗产税，那么在他们的后代继承遗产的时候大部分财产将会收归国有。他们必须把自己名下的财产转移到多个人所有的基金会名下，基金会是不需要交税的，甚至还可以抵税，所有的捐款都可以作为报税，但是我们国家还没有这样的制度。

    我们的国家很大，完全依靠政府去解决很难照顾到方方面面。比如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和仇富心态，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带来的社会问题，以及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与帮助等等，政府解决一部分，民间团体也可以帮助解决一部分。但是也有假借慈善的名义进行敛财的可能，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制度监督执行，很可能把慈善组织变成一个敛财工具。所以我认为政府作为辅助的监督作用还是必不可少的。

     绅士生活：对中国想做慈善的企业家，您有什么建议和忠告给他们吗？

     嘎玛仁波切：中国目前做慈善的大多数是“蜻蜓点水”式的，这边学校助学就捐点钱助学，那边山体滑坡再捐钱赈灾，另外需要修路的时候再给钱修路⋯⋯这种分散的单一的捐助方式往往让他们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其实我们可以学习西方慈善团体，专注于慈善的某一个方面，比如我们选择做助学，就一直做助学。比如专注某种疾病研究，可以花更多资金和精力在这个领域，让医学家有足够的经费去做研究。所以单一地成立某一项慈善基金，专注于某一个慈善领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嘎玛仁波切：

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昌烈寺住持（活佛），多年来在国内外教授藏传佛学，传播藏族文化，组织慈善活动。出版《与心对话》和《用好你的富缘》等著作。

撰文/摄影：黄辉

与印度的缘分应该早在五年前已经开始了，那个时候才刚刚开始接触瑜伽，刚刚开始学得“三脚猫”功夫的时候，便有人推荐说，如果你愿意，不妨去印度的瑞斯凯斯瑜伽大学学习。那个时候中国和印度尚未有正常的邦交，还需要从泰国借道而行。当我几乎要做出这个改变人生一辈子命运的决定之时，去印度的计划却泡汤了，一切像一场玩笑，而我失望得像个小丑。

也许是注定的缘分，即使躲闪也无法逃脱。五年后，当我接到印度JET AIRWAYS赴印度媒体考察团邀请的时候，我心情复杂。在航空公司的努力下，我有惊无险最终拿到印度签证。当注定要开始出发的时候，心情又变得不一样了。毫无疑问，印度并不是国人心目中理想的旅行目的地，在《纽约客》记者一篇报道中清晰地表明，中国游客最希望的目的地是欧洲，而且严格地说是欧洲最发达的国家。换言之，国人的旅行方式大部分无非是“机票+酒店”，他们宁愿把时间浪费在去景点的大巴上，也不想把时间浪费在目的地上，因为他们实在有太多景点要看了。如果按照这个旅行方式和价值观，印度当然并不算理想的目的地──恶劣的卫生条件，坐在汽车和火车顶上的人们，景点随处可见的乞讨者……这些也许构成了许多人对印度粗浅的第一印象。

很不幸，我的第一次印度旅行将会从“组团游”作为开端。既定的路线，每天长达5个小时以上的大巴行程，有些乏味的专为游客设定的景点，我努力地适应着这些，开始了我第一次出境组团游。我之前为印度之行而准备的《LONENY PLANET：拉贾斯坦、斋浦尔和阿格拉》以及日本作家妹尾河童先生的手绘本《窥视印度》，统统成了我无法体验的纸上风月。

古都“金三角”

第一次JET AIRWAYS告诉我“金三角”的时候，我吓了一跳。我心里在想，为何要我们去体验一条毒品种植和贩卖路线。我甚至问，我们究竟要去泰国、柬埔寨还是老挝？实际上印度的“金三角”只不过是印度三个历史古都德里、斋浦尔和阿格拉组成的旅行“金三角”的形象说法。在地图上，这个三个城市刚刚好组成一个三角形，每个城市均相距200多公里，开车却要走5个多小时。

虽然中国人去印度旅行的不算多，但也逐渐取代日本成为最大的游客输出国。全程陪同的29岁印度裔导游苏伦达·米拉毕业于印度最高等学府尼赫鲁大学中文系，拥有印度旅游机构颁发的导游执业证，据说全印度拥有中文导游资格的只有25人。米拉的中文讲得很好，他没有到过中国，所学的中文是从他的印度裔中文老师那里学来的，而他的中文老师在中国学习过六年时间。从我们到达德里下飞机的一刻，一直到我们离开，旅行团一直由四个人全程陪同──导游米拉、经理苏米特、不知道姓名的司机大叔和助理小弟。和大多数印度人的皮肤一样，他们的肤色偏深，但是轮廓却比较清晰，眼神深邃而友善。

在印度，大家对于种姓制度非常感兴趣，直到现在，种姓制度都是一个无法跨越的鸿沟根植在他们的骨子里。米拉说他的姓氏来自于第三个等级的种姓“首陀罗”，种姓制度对印度人日常生活最大的影响便是通婚，印度人95%属于父母包办的订婚制，中国人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老传统早已被打破，而印度却在这种制度下按照他们的方式继续生活，似乎他们的婚姻也没有夸张到要死要活的程度。

“金三角”的三个城市都曾经是印度的都城，而德里目前仍然是印度的首都。我们的教科书以及播报全球天气的电视节目，却一直教育我们印度的首都叫做“新德里”，新老德里的分界不过是当地人口头上对于新旧城区的区分，而印度所有关于德里的官方英文名称都叫做“DELHI”，却不知道那个“NEW”从何而来。其它两个城市斋浦尔和阿格拉也都曾经是印度的都城，尤其是泰姬陵所在的阿格拉，是印度著名的莫卧儿王朝的时期的首都。而最令印度人骄傲的泰姬陵背后却是残忍和凄惨的结局。在与泰姬陵一墙之隔的红堡，这座当年莫卧儿王朝时期印度的皇宫，气势和建筑的精美程度却远不及作为亡人陵墓的泰姬陵，所以作为旅游景点的人气也远远不如泰姬陵。旅行团会选择红堡作为第一站，然后迫不及待的游客会在这里短暂停留之后马上赶往泰姬陵，不过他们似乎花了大量的时间用来拍留念照。在红堡，我发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游客──一位来自中国宁波的年轻女士，似乎是个大学生，几乎接近当地人黝黑的肤色，我判断一定是个自由行的游客。她斜靠在旧时莫卧儿王朝皇宫的大殿廊柱旁侧，戴着耳塞听着音乐，音乐过滤掉现实的气息与忙碌，演化为通往旧时光阴的时光隧道。她不用形色匆匆赶往泰姬陵，那是孤独的旅行，让人更加接近旅行的本质，那是我羡慕的旅行。

众神的国度

有学者统计：全世界70%的人都有宗教信仰，中国人有95%的人没有信仰，正好是全世界剩下的那30%。在印度，没有宗教信仰是不可思议的。无论从德里去往斋浦尔的路上，抑或从阿格拉返回德里的途中，一路上都看到穿着黄衫担着花束装饰的水桶的人群，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一个类似的休息站，水桶里面的水来自300公里外的恒河，虔诚的印度教徒把恒河的圣水挑到自己故乡的神庙参加每年8月的祭祀。他们每天步行30公里，每次大约要花7-10天时间完成这样一个神圣的活动。

在印度，宗教活动占去了每年大约1/3的时间。印度教众神云集，牛、猴子等很多动物都是他们的神，在公路上见到慢悠悠的牛或者其它动物穿行，司机都会提前刹车，让它们先走。据说德里目前肆无忌惮往大街上跑的牛已经少了，在德里的最后一个夜晚，我们在一个类似商业住宅小区的地方发现了几头牛，他们在夜幕中反刍着供养者的食物。

佛教信仰在整个印度占了不到0.2%的人口，虽然专为中国、日本、韩国等游客设定了蓝毗尼、菩提迦耶、鹿野苑等“朝圣路线”，却远不如“金三角”这么火爆。

印度慢生活

“现在是当地时间早上七点整，从酒店的餐厅往外望去，是一片低矮的色彩斑斓的建筑，各种鸟在天上飞行，无拘无束的动物慢悠悠地在马路上踱步，时间似乎不存在了。生活在印度的动物是幸福的，印度的和谐社会似乎更有说服力。”这是我在到达斋浦尔的早晨发给国内的第一条短信。

 刚刚到达印度的当天，导游米拉告知，景点必定会有许多前来乞讨的人和兜售纪念品的商贩，不要给乞讨的小孩子钱，但是可以给他们食物。在妹尾河童的《窥视印度》一书中，早已领教过狡猾的出租司机怎样把事先谈好的60卢比车资变成下车时的600卢比。因为是组团，省略了自己搭车和订酒店的麻烦，当然这种体验也变得安全但是乏味。生活原本就是矛盾的，想要充满乐趣必须有那么一点点冒险精神。

 印度曾经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度过了近90年，接受过英国教育充满绅士精神的“圣雄”甘地靠“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领导印度独立。这位素食主义的印度国父最初的理想是把印度建设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国寡民”，其哲学思想与老子的道家思想不谋而合。如今，印度跟中国一样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全球化漩涡。我曾经怎么也想不通，这样一个全民信仰的国度，民风却会如此狡诈。而我在实际接触到的过程中，却不尽如此。

我曾经亲眼所见游客拿起相机拍摄街头耍蛇的艺人而被索要小费，因为他们以此维生，也不足为奇。在斋浦尔的琥珀堡，一个小伙子为了兜售价值100卢比的纪念品，锲而不舍跟着吉普车跑了足足200米，当他成功地打动了车上的一个游客最终拿到100卢比下车的时候，我更加熟悉他脸上洋溢的那种笑容。在阿格拉，旅行车停靠在一个购物点，我独自坐在车上见到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抱着一个更小的孩子，女孩儿用惯常见到的“给我1卢比”的手势向我比划着，我想起导游的忠告，却找不到随身的任何食物，我环顾四周，确认除了她们没有任何“后备军”之后，迅速招手给女孩儿手上塞了10卢比，而这仅仅相当于人民币不到2元钱，我甚至有点后悔应该给更多一点。

在导游的忠告下，这些在种姓制度之外的“贱民”的孩子很难获得游客的施舍，而这种乞讨的风气和狡诈商贩的形成，旅游业和游客却难辞其咎。我怀着这种纠结的心情看着那个女孩抱着那个更小的孩子走进商店买了些食物，旅游巴士离开了阿格拉，女孩儿朝我挥挥手，我第一次到印度走马观花的旅行正式告终。

HOW TO

乘坐印度JET AIRWAYS航空公司班机从香港起飞，全程约6个小时，每天都有一个航班前往。详情登录www.jetairways.com查阅。

VISA

全国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均有印度总领事馆，签证时间大约5-7个工作日。

多年以來，都曾夢想有朝一日踏上西藏的土地，那片被人譽為淨土的土地。
一年前，我在臨近西藏的馬爾康地區，登上海拔3600米的昌烈山，天朗氣清一片白雪覆蓋的景象。高空中盤旋著體型巨大的烏鴉和禿鷲，它們被藏族人認為是美麗的空行母，遠處的山坡上隨處可見被放養的牛羊。天空和大地之間，的確有一種被稱之為地平線的分界存在，無論是身材多麼高大的人，在蒼茫的大地和天空之間，都被無限擠壓成一個極其細微的小黑點。或者可以說──那便是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真實存在的樣子。
在海拔3600米的高度，我忽然明白了多年來想去西藏的理由，那是一次認清自我的過程，或者可以說放下心中那個狂妄的、自私的、不可一世的“我”的過程。可惜至今我仍未有足夠的時間和機會領略5000米以上高度的風景。
帶著這種憧憬，因為工作關係最近也曾去了一次印度。這個被譽為世界上最難以說清楚的國度，有著跟中國比肩的人口總數和經濟騰飛的實力，也有比中國更加腐敗的官僚體制。當汽車穿行在北印度地區平坦的高原，是一片黑褐色的土地，大片綠色的莊稼和零星的人群點綴在田地間，偶爾有長得黑乎乎尖嘴而瘦長野豬一般的動物穿行，幾乎所有的動物都不懼怕人類，甚至如牛和猴子這樣的動物享有神一般的地位。
印度也許是世界上衛生條件最落後的國度，幾乎所有的遊客都被告知：不要嘗試吃路邊攤和喝生水！星級酒店客房都會免費附送大瓶的純淨水。而生活在當地的印度人，卻在這種我們稱之為“骯髒”的生活環境裡自由自在地按照他們自己的生活節奏慢悠悠地過活，你不能蔑視這種生活方式，他們並不比我們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的都市生活低級。
人們往往容易被表象所迷惑，比如我們肯定認為經濟發達的社會一定好，而落後貧窮的社會一定充滿了痛苦和不堪。
當生活的節奏變得越來越快，人們也逐漸變得越來越富有，身邊的環境變得越來越不堪，大家普遍缺乏安全感的時候，轉而我們才會思考：今天這一切是我們想要的嗎？
本期我們嘗試從最淺顯的層面揭示另一種生活的可能，我們稱之為“再”生活。在這個專題裡，我們將會呈現世界上最乾淨的城市，也會告訴大家其實我們在擁擠不堪的環境中仍然充滿著許多再設計的可能，我們只是需要放慢腳步，放下姿態，仔細地觀察和思考生活的本來意義。
所謂淨土，存在於每一個人的心間。

Big Fish 2011-08-30 （原载《绅士生活》2011年9-10月刊卷首語）

傳媒本來沒有固定的所謂圈子聚會，每次到異地的公關活動，便成了一次短暫的媒體聚會。這一次盛傳的是，做雜誌多年的某某主編，最近舉家遷往雲南大理。帶著孩子開著車，甚至還有那隻跟隨了多年的金毛獵犬，放棄廣州的高薪厚職和美好前途，就這樣毅然決然地走了。用媒體人特有的詩意詞彙，叫做“去了宇宙”。

沿著這個詩意的故事，大家便開始說到歸隱，然後追究歸隱的緣由，再由歸隱的緣由講到了禪宗。
其中一個達人說，給你講個故事吧。我在以前在新西蘭留學的時候，曾住到一個牧場主家裡，他們家有很多牧場，房子全是木頭的，這樣的田園生活已經延續一百多年了。牧場主家的房子前有一大株仙人掌，高大得可以伸到屋頂上去，又肥又大的仙人掌葉片會在成熟之後“啪嗒啪嗒”地落到房頂上，每年都會腐蝕房頂，把房頂砸壞，牧場主每年都要修房頂。我說：“把這棵仙人掌伐掉不就行了？省得費這個事。”而牧場的主人看了我一眼說：“這是一種生活樂趣，當我聽到仙人掌落到房頂的聲音，當我再修房頂時，我把它當成一種樂趣。”
還有讓他更詫異的事情，牧場主的牧場居然有一塊最好的地是荒著的，而且什麼也不種，就那麼荒著。他問這是為什麼，多可惜的土地啊，可以種什麼長什麼的，但牧場主給他的回答是：我不能種任何東西，因為我祖父有遺囑，他讓我父親在這塊地上什麼都不要種，就這樣荒著，我父親給我的遺囑上也是這樣寫著，我祖父說，有一塊這樣的地荒著是一種美，那是一種寂靜之美。
大家聽呆了，天啊，荒著居然是一種美。兩年之後他終於明白了，荒著的確是一種美，禪意是一種生活態度，而那遺囑，是世界上最美麗的遺囑。
還有一件事，英國首相布萊爾和夫人到法國南部一個小鎮上度假，但小鎮的人們依然是我行我素，並沒有因為布萊爾夫婦的到來有什麼改變——他們依然在街邊喝咖啡曬太陽打橋牌。布萊爾喜歡小鎮上的一家酒吧，但那家小酒吧並沒有因為布萊爾的到來而改變什麼，他們早早定下了休假計劃，恰巧和布萊爾夫婦來的日子衝突。所以，布萊爾夫婦看到了一個掛在酒吧門口的牌子：歡迎布萊爾先生和太太，我們正在度假，假期結束後會回來，很抱歉。
看到這我心裡開出一朵叫做禪意的花來，我想布萊爾夫婦也一定能理解這樣的度假，人和人之間是平等的，並沒有因為你是布萊爾我就會放棄自己的計劃，選擇一種淡定的生活其實是選擇了快樂。
就像我終於明白，在紅塵中，不必要活得那樣累，為了名為了利為了不必要的那些得失而苦惱而沮喪，過一種禪意的生活，那才是生活的上品。

Big Fish 2011-06-30（原载《绅士生活》2011年7-8月刊卷首語）